新见独到 初唐燕赵文坛研究的一枚硕果——评吴萱专著《李峤研究》

燕赵大地，自古就人杰地灵，才俊辈出，一代又一代艺术家植根于这片神奇的沃土，他们的艺术创作，可圈可点，他们的成就令后世叹为观止。

李峤是初唐中宗、武则天时代政权的核心人物，曾三知政事（即三度为相），获封赵国公，作为当时名噪一时的台阁重臣、著名诗人，他出身于赵州（今河北赞皇）李氏家族，当时以其文学领袖地位，“一时学者取法焉”而被尊为“文章宿老”。他上承王杨卢骆“四杰”，为诗文从初唐走向盛唐繁荣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近年来学界对其不乏关注，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不过尚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有待深入与细化。河北工程大学吴萱的专著《李峤研究》，基于已有成果，潜心于大量文献，详细解读作品与史料，对李峤的家世生平、交游思想、诗文题材、艺术风格，以及诗文作品的版本著录，进行了全面、系统且较有深度的考证研究，可谓新见独到，创获颇多，其收获主要是以下几点：

其一，关于李峤家世生平等方面的梳理和探究，态度中允可信。

李峤是初唐武后与中宗时期较有影响的人物，他生于唐太宗贞观年间，成长于名门望族赵郡李氏，其家族代传儒学，文化底蕴深厚，先世代为著姓，有着良好的家世背景与家学渊源。李峤少有才名，十五通五经，弱冠擢进士第，举制策甲科，历仕高宗、武后、中宗、睿宗、玄宗五朝，曾三知政事，也曾数度被贬，最终在唐玄宗即位后以已致仕（即退休）之身份被贬谪，卒于庐州别驾贬所。其一生可谓宦海沉浮，命途多舛，然而，由于其先是谄媚武后，继而依附二张及武三思，之后又追随韦氏一党，为官为文为人被当时以及后人所诟病。史家之评价，褒贬兼而有之，贬抑者居多。作者立足于史书记载，对其是非功过给予了较为客观公允的评价。

其二，关于李峤诗文作品的类型化分析，多层面展开，解读有新意，有深度。

在初唐文人之中，李峤传世的诗、文作品数量是相当可观的。《全唐诗》卷五七——卷六一收录其诗计209首，《全唐文》卷二四二至卷二四九共著录其文158篇。由于其一生位极人臣，并以文学在武后、中宗时期受到足够重视，加之台阁重臣身份，使他多扈从侍宴游幸机会，且朝廷大手笔，皆主命为之，因而一直被目为宫廷御用文人。其诗歌除120首单题咏物诗外，尚有半数为应制之作，其文则大多为表疏制册碑志等案牍公文之类，诗文内容难免谀美颂德，殊乏情采。

李峤之诗尽管多咏物、应制、酬赠唱和之作，然而总体风格典丽，善于隶事用典，其咏物诗作体物浏亮，应制诗富丽典雅，边塞诗意境开阔，送别诗情景交融，咏怀诗疏宕有致，总体表现诗由初唐向盛唐过渡的特征。李峤于律诗声律的定型，亦有非常重要的贡献。其诗不仅对仗工整，还有流水对的成功运用，使诗歌显示出灵动之美。

李峤之文绝大多数为骈体文，内容十分丰富，不仅有大量表制之类公文，亦有鸿篇巨制的碑文墓志，以及彰显其性情的赋与书等文体。其表题材丰富，种类繁多，语言得体，表意明晰；其制则呈现明显程式化特征；其碑文皆鸿篇巨制，尽管多歌功颂德之语，却气势恢宏，不同凡响，而且对于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史料价值；其赋与书尽管数量不多，却能够体现其性情，颇具文学色彩。总之，其文总体典雅华丽，诚有“文章宿老”之风。

吴萱专著《李桥研究》对李峤之诗文题材、艺术风格等的深入与细化研究，基于对其作品的研读分析，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是显而易见的。

其三，关于李峤为官为人，历来众说纷纭，吴萱《李桥研究》多有考论，这是建立在大量文献检索、深入探究基础之上的，因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所谓“李公有三戾”之论，所谓“苏瓌有子，李峤无儿”之说，多见于野史、笔记，类似说法成了后世批评李峤人品的依据。作者借助大量文献检索、挖掘史料，认真甄别真伪，小心求证，遂往往有一得之见。重材料，重史实，做到了真正知人论世，避免了人云亦云的人物褒贬误区。

总体来看，作为一部学术专著，《李峤研究》不事空谈、稳健求实的朴素文风，尤其令人欣喜。同时，其中对进一步研究初唐河北文学、独具特色的燕赵地域文化、家族文化的传承等亦具有诸多可资借鉴之处。

《李峤研究》专著的出版，为丰富河北古代地域文学研究领域作出了贡献，在当今深化传播中华传统文化与河北文化的背景下，更具有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