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李学派与习行之学

□霍红伟

以颜元和李塨两人姓氏并称的颜李学派是中国思想史上独具特色的一支学术流派。这个学派以实习实行为标识，由颜元开其端，经李塨进一步阐释与不遗余力地宣扬而声名远播，更随着师友范围的扩展而被广为信奉与遵行。

颜元（1635—1704），字易直，号习斋，博野人。此时正值明清易代而渐至清朝统治逐步稳固之时。对家国覆亡原因的探究引起了明末清初学者对以往学术的反思，开启了批判明末心学之风，转而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北方的孙奇逢，南方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大儒启动了这一思想与学术的转向。

颜元后起，不似前述诸儒，多因时局国运而触发学术反思，其思虑所得源于对自身经历和信奉理论不合的考辨和觉悟。他初好陆王之学，继信程朱之说，后认识到程朱陆王主张的静坐读书并非为学之根本，周公之六德、六行、六艺及孔子之四教方为正学，随即撰写了《存性编》《存学编》。他又认识到“思不如学，学必以习”的求知门径，遂将其所居由“思古斋”改称“习斋”，这标志着颜元习行思想的初步确立。

此后，颜元不仅在思想上摆脱了对既有学说的迷信与盲从，独树一帜，而且在教学实践中确立起以实学习行为本的“习斋教条”。这个教条不仅要求弟子恪守道德约束、遵从礼仪规范、实行自我管理，而且大大扩展了学习内容，除常见的作文、习字外，远涉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并规定了学习数、礼、乐、射的具体日程。这无疑是对一心追求科举功名而将八股文视为学问之风的匡正，是力图挽救士风、学风的有益创举。晚年执教漳南书院时，颜元将教育理念贯彻于教学实践，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理学、帖括六斋，故意将讲求程朱陆王之学的理学斋和考课八股举业的帖括斋置于其他四斋之南，形成相对之势，以表明自己的为学态度，并表示理学、帖括两斋乃应付时论之临时举措，一旦所倡之道得行，则该两斋即予废止。颜元在思想上具有彻底性和穿透力，在实践中具有一贯性和坚定的执行力，然而，他仅为畿辅乡间一生员，结交亦多限于师友亲朋，其思想和实践局限于一定范围。

李塨（1659—1733），字刚主，号恕谷，蠡县人。他师从颜元，除继承习斋之学和修身之法外，还在实践中落实习斋实习实行之义，以躬行为先，琴、射、数、书、御、乐皆有涉猎，兼通六艺。李塨交游甚广，活动也极为丰富。他利用一切时机，广传习斋之学，颂扬习斋之名，使得颜元足不出闾里而声名为天下知，习行之学亦得到同道之人的赞扬和践行。李塨的做法扩大了颜李学派的声势和影响。

但颜李学派的习行学说毕竟和当时统治者所支持的政治思想存在着明显差异，其教育实践亦非俗世中追逐功名利禄的士子所必需，故其学说在相当长的时期未受重视，一度湮没少闻。然而真正富有见地与价值的思想即或一时而不彰，终亦难掩其夺目之光芒。一旦后人在现实中遭遇困境，往往习惯于从古圣先贤著述中择寻思想资源，以为化解难题之密钥。近代以来，列强入侵，西学东渐，来自西方的迥异于中国传统学术的声光化电之学，给中国传统学人带来强烈的震撼，使得他们反求诸己，崇实重行的颜李之学遂被视为扶危救弊之良方而得以重光。民国时期，更是形成了一股出版颜李著作、研究习行学说的高潮。至今，颜李学派及其习行学说仍是哲学史、学术思想史、教育史上常说常新的话题。

颜李学派的创始人具有强烈的文化自信，没有囿于权威成说，而是充分发扬主体精神，立足于中国实际，开辟出独立的思想天地，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熠熠闪光的耀眼成果。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时代，继承和发扬颜李学派独树一帜的思想创造，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学习他们独立自信的人格、敢于怀疑的精神、挑战权威的勇气、尊重实践的态度、在实践中验证与探求知识的方法、通过实践完善自我并改变现状的价值追求，创造出新时代的思想成果，是对颜李学派最好的继承与发扬，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