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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主流电影的崛起与建构

2019-11-15 10:58:48 来源:河北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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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国产电影创作者从未停止过对主旋律电影创新叙事、商业电影在主流价值观表达上的探索,正是这些创作实践,推动了更符合社会、时代和观众需求的“新主流电影”的出现。导演吴贻弓曾在电影《城南旧事》获奖后说过这样一句话:“电影就是要写人,就是要写人性。”他说出了一部优秀电影必备的基本内涵,即人文关怀。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尹鸿教授认为,此前,主旋律电影与商业电影无法共存的源头,在于“主旋律化与商业化的共谋往往长期以来很难在宣泄与认同、叛逆与维护、个体与整体之间达成共识,因而也很难在权威的价值观和观众的观影快感之间达成一致”。今年国庆档上映的《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中国机长》等影片深受大众欢迎,取得了口碑与票房的双丰收。这些影片既是为庆祝新中国七十华诞献礼,也是一次中国电影创作理念的探索实践。

新主流电影崛起的原因,或许可以从其创作特征中窥得一二。

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以往多数主旋律电影往往拘泥于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习惯性的题材选择以及生硬的主题表达,使得这类影片忽略了艺术想象和创新。新主流电影之所以为“新”,是因为它既不单纯地行使教化功能,也不以利益为上。新主流电影首先是被社会主流市场接受的、欢迎的电影。《中国机长》以四川航空3U8633航班机组成功处置特情的真实事件改编。机组执行航班任务时,在万米高空突遇驾驶舱风挡玻璃爆裂脱落、座舱失压的极端罕见险情。生死关头,他们临危不乱,果断应对,正确处置,确保了机上人员的生命安全,创造了世界民航史上的奇迹。影片从不同角度对“英雄”进行了解答。机长在结尾说出的话,敬畏生命,敬畏职责,敬畏规章,让影片主题得到升华。英雄机长刘传建“举重若轻”的胸襟也在影片中得以展示。此外,之前的《战狼》系列、《红海行动》到现在的《古田军号》等影片,也从表现单一的集体主义到思考个人价值以及个人价值与国家、集体的关系,使得新主流电影的核心价值更为深刻,意识形态更加多元,呈现出更加包容的姿态,也更容易被观众所认同和接受。

其次是叙事策略的多样化。与以往的主旋律电影将目光对准宏大的战争场面和重要历史人物不同,新时代背景下的主旋律电影在题材的选择上更为广泛,内容也更为丰富和多元化,在现实主义题材的基础上结合社会新语境的时代特征,陆续创作出战争类、悬疑类、警匪类、动作类以及纪录片等众多题材的作品。《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三部曲诠释了从中国共产党建立再到新中国成立的重大历史事件;《战狼》《战狼2》《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等动作类、军事类题材的创作,折射出对战争的反思、对和平的呼吁,体现了人文关怀;纪录片性质突出的《厉害了,我的国》等,将祖国发展和改革成就全景式呈现在大银幕上;聚焦不同行业的《中国合伙人》《中国机长》《攀登者》等,从不同身份的人物出发,探究在大时代的背景下,个人的心理状态和生存发展,具有深刻的人文关怀。

最后是人物形象的建构更加理性。随着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逐渐回归理性设置,不再以高大全的形象去刻画人物,而是赋予这些人物多样化的性格魅力。新主流电影打破了以往主旋律电影平面化、高大全的人物形象设置,转而把英雄人物刻画得更加真实、饱满,侧重对多层次人物进行描绘,注重群像意识,突破了以往“一元化”的英雄模式,丰富了电影的层次性。电影《攀登者》讲述了中国登山队员登顶珠峰的故事。影片中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性格特点,既有积极正面的,也偶有消极的情绪出现。新主流电影中对英雄人物形象的重新解构,将他们回归到普通人,拉近了观众与电影人物之间的距离,使观众更易产生情感共鸣。

未来,新主流电影还需要从更具国际视野和更能代表新时代中国形象的层面来挖掘故事并建构其表达。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正在以自己特有的智慧和文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新主流电影在价值观表达上,必须承载这样的思想并能艺术地将其融入具体的叙事和人物塑造中,从而唤起更多观众的情感共鸣。(宋子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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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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