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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老酒量越小的父亲，脸上泛着红光又开始吹牛，还是从那片梨树园子开始。
只要一棵树还长在农民的田地里，就会用最大的热情，为每一滴汗水，奉上一份回报。这棵树，也许是刚刚栽下；那棵树，也许已经超过了一个人的年纪，超越了一个时代。
直到长大后我才理解，父亲吹牛的资本，不是赚了多少钱，而是在于一份胆量。当村里许多人还在老老实实守着几亩庄稼地过日子时，大胆的父亲就与别人一起，承包了生产队里的梨树园子，成为村里第一个创业的人。
那时我太小，还无法理解父亲首次创业的喜悦。我能记起的，就是趴在邻居家窗台上，看着外面的天一点一点地黑下来，而父母还没从梨园回家。每每想起这些，我并没有对父母的埋怨，反而感叹自己为什么不快些长大，好替父母缓解脸上的愁累。
梨树园子里最忙的时节，与高粱玉米大豆成熟的时间恰好重叠，双重的劳累，让起早贪黑的父母，常常是顾了这边顾不上那边。
记不清是承包梨树园子的第几个年头了，我终于可以踮起脚尖，用尚矮小的身子帮父母摘梨。当看到父亲用大手托着辛苦培育出来的足有半斤多重的梨时，我才清晰地感受到，这一刻他的自豪与满足，那长久的疲累与愁烦都是值得的。
邻居二伯蹬着“大铁驴”，将几十里外批发的一二百斤苹果驮回来的时候，我总忍不住想象那神秘的苹果园子，是不是比我家的梨树园子大好多。
二伯所受的累，似乎比父亲更大。
无论冬夏，每天凌晨的夜色里，二伯都会将几大箱苹果摽在自行车后，向遥远的集市出发。一直到下午两三点钟，喜滋滋的二伯才驮着重量大为减轻的苹果箱子回来。一进家门，他们家的铁门就插上了，二伯坐到炕上数着卖苹果的钱，数完了，吃上几口饭，就歪在炕头补上一觉。常常到傍晚的时候，二伯家的门才重新打开，随之飘出来的是炖大鱼或熬猪油的香气，让人羡慕不已。
大家一边羡慕着二伯家的滋润日子，一边佩服着二伯超出常人的肯吃苦、能熬夜。每天晚上二伯在西偏房里挑拣着箱子里的苹果，直到半夜十二点；早晨四五点，有时更早，又摸黑去赶集卖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听二娘说，有次冬天，二伯顶着寒风进货回来，两条腿已经冻麻，整张脸都是紫的，鼻子下面的清涕甚至结了冰碴，冻得说不出话来，吃了一碗面条，在炕头上围上棉被，才慢慢缓过劲儿来。
靠着近乎不要命的干，二伯家短短几年内，就有了些家底，在村里算得上冒点儿尖的。有一年刚进腊月，二伯花好几百元买回了一台录音机。在上世纪80年代，这绝对是让左邻右舍倍感兴奋的新鲜事。后来，爱听戏的二伯又买了个大喇叭安在房顶，每到早晨、下午，就打开录音机在大喇叭里播放《大登殿》《打金枝》，铿锵咿呀声传遍了大半个村庄，成为当时一景。
二十多年后，二伯当年进货的那片神秘的苹果园，早已成了冬枣园。
据说，当地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冬枣。人们还是这么忙，但付出的劳累与收获的回报，已今非昔比。
枣园旁的公路上，是一个大型的批发市场，公路两边都是一个连着一个的收枣摊位；摊位旁边，停着外地赶来收枣的一辆辆大型货车，对照当年骑着铁驴的二伯，竟如此悬殊。很快，成百上千箱、重量以吨计的冬枣，已经装满了车，正徐徐向市场外面开去，目的地或者是北京，或者是上海，或者还会漂洋过海。
曾与父亲一起承包梨树园的人，现在也已七十多岁了，开着电动三轮车赶来市场，后斗里是清晨刚从自家树上摘下来、按个头分好类的几箱冬枣。他在收枣人面前捧起三四个硕大冬枣时的自豪神情，有些似曾相识。
走出村庄，走进县城，耳边全是关于冬枣的话题，甚至微信朋友圈里，买卖冬枣的微商也在火爆地刷屏。难怪，一位相熟的老大爷向我炫耀：“俺家孙子在网上帮我卖冬枣，一天就卖了八千块钱呢！”
我不知道，眼前这些被沉甸甸冬枣压得近乎着地的老枝，和刚刚栽下的那些还没结枣的小苗，会继续生长多少年。也不知道，下次替代这些冬枣树的，又会是一些什么树。曾经，我盼望一棵梨树、一棵苹果树能够永远地生长下去；如今，我相信这些冬枣树也能够在一代人的记忆里扎根，生长得更久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