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很多学者常用“地缘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工具去分析“一带一路”，但我更愿意将其视为“文化经济学”的典型案例。只有同时实现经济收益与文化收益，才是中国想要的、真正能够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一带一路”。换句话说，“一带一路”受欢迎，不仅因为它是一个给各方带来实惠的经济事件，更因为它能够成为一个引起共鸣的重大文化事件。
对中国以及国际社会而言，“一带一路”不是要我们去简单接受这四个字，而是去把握它的基本内涵，以及这一内涵是否适应了国际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就是“互联互通”，而这一内涵的确找到了国际社会的最大痛点。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五年、十年后，中国社会还需不需要互联互通，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还需不需要互联互通。
今天，中国西北有很多不联不通的地方，甚至沿海也有不少不联不通的地方，如中国西部投资不足的原因之一是因为物流成本高，根源则是中国西部有太多的物理、心理封闭性，缺乏互联互通。所以要先找准痛点，才能打通痛点，整个过程需要打造“智慧共同体”。首先，“一带一路”是国人自我教育、自我修正、自我完善的过程，13亿中国人每一个个体开始尝试在思想、知识、心灵领域的互联互通。其次，中国开始真正走向世界，成为世界之中国。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习惯于国际社会主动了解我们，我们了解别人的意愿和能力始终不强，但今天，“一带一路”使中国人更加主动地去了解这个美丽星球。
“一带一路”的机遇在于，找准体验痛点就找到了商机的盈利点和机制的突破点。 丝路城市的成功与否不单纯看经济增长指数的高低，更重要的是看文化建设在社会发展、对外开放中的含金量。2014年底我去英国访问，从机场往爱丁堡走的时候，一位英国朋友指着一片城市建筑说，“这是我们的新城，是18世纪的。”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追问道：“新城是18世纪的，老城是什么时候的？”对方淡淡且自豪地回答：“老城是14世纪的。”这个时候我突然加深了对一句话的理解：不知是岁月成就了英伦，还是英伦成就了岁月。在这里，淡淡的一个“CLASSIC”（经典）就遮住了一切浮躁。对中国城市而言，“一带一路”不仅是经济崛起的良好契机，更是中华民族文明型崛起的自我鞭策：“一带一路”不会一蹴而就，需要精耕细作，只有耐得住性子、少折腾，才能造得出精品。
企业不仅要卖产品，也要卖文化。目前，中国企业的短板是：有产品不一定有品牌，有品牌不一定有品牌价值；渐进性创新不少，但突破性创新不够。今天，中国企业不走出去也有风险，而且风险可能更大。原来问中国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很多企业家回答：“要服务国家战略”，现在的答案往往是：“走出去是要解决生存压力。”可见，企业家越来越在商言商，这是件好事。因此，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不要过分夸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关键是自身要准备好，要把项目选好，要真正具有国际视野和品牌意识。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企业没说要做“一带一路”，但他们实际做的就是“一带一路”，即用产品和文化“征服”人心。其实，中国企业的最大风险是中国企业性格的内向性，不走出去，中国企业会越来越被动，会越来越受制于人。
目前，中国企业向丝路沿线国家重点推销的是“新三样”，即高铁，核电，以及航天、航空与造船等。其中，大多属于基建类企业，如中铁、中铁建、中交建、中建等。但这些“风风火火”的企业背后也有痛点，他们的主要特点如下：一是，初期，基建是“一带一路”的核心工种；二是，劳动密集型，但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三是，商业风险、政治风险与人员风险叠加；四是，财务成本大，负债率高，但利润率低。因此，企业不堪重负、负债率高，因为劳动力成本以及人员风险在不断上升，每年不是没事干，而是忙活一年最后留给自己的钱太少，属于流血流汗的“低附加值”行业。所以，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会不断发现痛点、解决痛点，如中交建、中电建等企业在海外进行基建主业的同时，努力开拓运营与管理服务业务，利润率明显提高。
中长期，中国企业在丝路基础设施建设中要努力推进“硬联通”与“软联通”的互促结合。“软联通”就是把中国企业的标准带出去，例如肯尼亚蒙内铁路已经在积极使用中国标准。蒙内铁路是肯尼亚独立百年来建设的首条铁路，也是规划中的东非铁路网的咽喉，2013年底开工建设，将采用中国国铁一级标准，把中国的资金、技术、标准、装备制造和管理经验带入非洲。蒙内铁路建成后，将全面升级肯尼亚现有铁路网。运营了100多年（英国殖民者100多年前修建的）、时速仅40公里、年货运量仅100多万吨的肯尼亚老窄轨铁路将逐步退出历史舞台。
总之，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基础，那么文化自信的基础是什么？是经得起时间检验和历史考验的人民（国内民众以及国际受众）满意。“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国走向文明型崛起的大道，借此找痛点、找差距、找路径。的确，文明型崛起的国家应该像麦穗一样，饱满的麦穗是俯身低头朝向大地的。
（赵磊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