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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我们的中国节

2017-04-17 09:57:55 来源:中国青年报

导读:近年来,“找回我们的节日”成为一句中华文化复兴的口号。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中,积淀着非常丰富深厚的中华民族心理,有哲学的,有社会学的,也有美学的。从这些传统节日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民族曾经非常风流浪漫、青春昂扬的精神性格,只是自明朝以来,我们的民族性格多了一些暮气,少了一些对人生和人性的狂欢表达,正像著名学者余世存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的:“今天,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面临转型的时期,我们的民族性格需要重新被激活,就像梁启超在一百年前呼唤‘少年中国’一样,呼唤公共生活的空间和社会人格的塑造。”

恋恋不舍地结束了清明假期,许多人已开始满怀期待,为一个多月之后的端午假期做计划。“如果把生活比作平淡的河流,那么节日就是浪花。节日给了我们调整精神,再次出发的机会。”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萧放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传统节日在今天有着更为丰富的现代价值,“传承文化认知、增强民族认同、调剂精神状态”。

回溯古时,源于四季自然气候变化与农事活动的中国传统节日,是围绕祈求丰收与庆丰收这两大主题展开的:春季祈生殖、夏季驱疫虫、秋季庆丰收、冬季慎储备。与二十四节气同时并行的节日,主要表现在各季各月朔望之间。朔为“上日”,是各月之初一,又称“元日”,正月朔日谓之元旦,是旧历新年之始。随着礼仪的形成,秦汉时期,中国的主要节日除夕、元旦、元宵、端午、七夕、重阳等已成习俗,趋于定型。

萧放指出:“传统节日是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它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民众精神信仰、审美情趣、伦理关系与消费习惯的集中展示日。”梳理这些传统节日,或许能让今人对天人关系、人人关系、人与自我关系的积极作用,有新的认识。

除夕达旦守新岁

春节是中华民族的第一大节。作为岁首新年,春节在中国已经走过了至少三千年历程,其产生与古代历年概念的形成有着直接关系。萧放指出,“从本质意义上说,春节根源于上古先民的时间感受与时间意识”。

我国人民以寒冬将尽,春阳萌动之时作为新年伊始,其源头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的“腊祭”,其主要内容是感谢诸神上一年的赐予,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古时“猎”与“腊”字相通,人们用猎获的野兽作为祭品举行大祭。《礼记·月令》曰:“是月也,大饮烝。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诗经·七月》则记载了西周时期旧岁新年交替时的节庆风俗,“朋酒斯飨,曰杀羔羊”,人们将美酒和羔羊献给诸神,以酬谢一年来神的保佑和赐福。

上古的年终祭祀风俗发展至秦朝,农历的十二月开始作为岁终的“腊月”固定下来,只是具体日期不定。直到汉代,“腊日”,即腊月初八才得以明确。到了南北朝,人们在“腊八”不仅祭祀天地神灵,还要供奉祖先,祈求丰收吉祥。这一天也发展出很多富有民族特色的风俗,比如熬腊八粥、泡腊八蒜等。

《隋书·礼仪志》曰:“腊者,接也。”意思是腊有“新旧交替”的蕴意。民间常有“报信儿的腊八粥”之说,过了腊八,新年就来到了。

春节(正月初一),作为岁首大节,最早确立于汉朝。汉太初元年,汉武帝颁行《太初历》,确定以夏历的正月初一为岁首。随着社会的发展,从汉朝到南北朝,正月初一过新年的习俗愈演愈烈,燃爆竹、换桃符、游乐赏灯等活动都已出现,庆祝的日期越拉越长,逐渐演化为我国的第一大节日。

年三十是旧年的最后一天,大年夜灯火通明,全家人围炉夜话、通宵不眠,名为“守岁”。晋朝已有守岁之俗,周处《风土记》说蜀人“至除夕达旦不眠,谓之守岁”。

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丰盛的团圆饭。萧放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年夜饭来源于古代的年终祭祀仪礼,可谓是“人神共进”的晚餐,菜肴充满寓意。中国南方地区的年夜饭有两样菜不可少,一是头尾完整的鱼,象征年年有余;二是丸子,南方俗称圆子,象征团圆。传统北京人的年夜饭中必定有荸荠,谐音“必齐”,就是说家人一定要齐整。

祭祀祖先、礼敬尊长,是春节的精神内核之一。

著名学者余世存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人们会自发地“把传统和现实打通”,让节日习俗的形式适应时代发展的变化——比如,古人们会在祖先牌位前奉上饭菜;而今,人们会摆出先人照片,在照片前摆供,是为“家祭”。——南宋诗人陆游就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诗句。

春节期间,各地还有一些有趣的特色节日。如在山西、内蒙古一带,正月初八为“敬八仙节”,以求得八仙显灵,保佑新一年吉星高照;在广西岑溪一带,正月初十是“花灯节”,当地凡是生了男孩的家庭都要去社庙挂花灯,向社王“报人丁、祈平安”。

千百年来,春节昭示着我们的来路和去处。余世存认为,春节不仅蕴涵着节日的秘密,而且更有着文明的秘密。“无论人类个体在生活的风雨中如何,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他必须回归基本,他的起点,家人、乡邻、桑梓。”

元宵闹夜人狂欢

“一年明月打头圆”,新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在民俗生活中意义非凡。

“元宵节”与我国本土的道教关系密切。道教文化有所谓“三元”神之说,上元天官、中元地官、下元水官,分别以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为诞辰,因此,在这“三元”之日都要举行祭祀活动。其中“上元”又叫“上元节”,是元宵节的别称。按照这个说法,元宵节起源于对上元天官的祭祀活动。

《史记·乐书》载:“汉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一甘泉,以昏时夜祠,到明而终。”太一也叫“泰一”、“泰乙”,战国时就被认为是极其显赫的神明,地位在三皇五帝之上。汉武帝对太一的奉祀十分隆重,其奉祀之时恰在上元,从黄昏时开始,至翌日天明结束,这种祭祀仪式对元宵节的形成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汉代,京都平日实行宵禁,唯有到正月十五才解除宵禁。由于元宵节有张灯观赏的习俗,因此也成为“灯节”。东汉时,佛教传入中国。佛教教义中将火光比作佛之威神,汉明帝为宣扬佛教,敕令在上元之夜“燃灯表佛”。从此以后,元宵张灯便蔚然成风,相沿成俗。

萧放教授说:“元宵的民俗与除夕是相对应的。除夕夜是关门团圆,人们暂时中断了与外界的联系,处于静止状态;而在元宵夜,人们以喧闹的户外游戏,打破静寂,‘元宵闹夜’成为明显的节俗标志。”

到南北朝时,元宵欢庆活动比汉代更热闹,梁简文帝曾作《列灯赋》,描写元宵张灯景象:“南油俱满,西漆争燃。苏征安息,蜡出龙川。”

至隋朝,隋炀帝在元宵节的张灯、游玩活动上花费巨大。《隋书·音乐志》记载:“每岁正月,万国来朝,留至十五日,于端门外,建国门内,绵亘八里,列为戏场。百官起棚夹路,从昏达旦,以从观之。至晦而罢。伎人皆衣锦绣缯彩。其歌舞者多为妇人服,鸣环佩饰,以花联者,殆三万人。”

到了唐朝,经济高度繁荣,社会空前安定,元宵节庆祝活动规模之盛大,远非隋炀帝时能比。元宵放灯的习俗,在唐代也发展成为盛况空前的灯市。唐玄宗时的开元盛世,长安的灯市规模很大,燃灯五万盏,花灯花样繁多。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唐玄宗曾下令建造一座高一百五十尺的大灯楼,光照长安。杨贵妃的姐姐韩国夫人也不甘示弱,特意制作了一座“百枝灯树”,高八十尺,“竖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丽皆见,光明夺目”。

对皇帝和朝廷来说,元宵节是展现“太平盛世”“与民同乐”的重要契机。唐玄宗规定正月十四日至十六日,连续放假3天。宋朝的城市生活进一步发展,元宵灯火更为兴盛。宋太祖追加了正月十七、十八两天元宵假期,亲登御楼宴饮观灯。

至明代,元宵放灯节俗在永乐年间被延至10天,京城百官放假10日,民间百姓彻夜赏灯游乐。江南才子唐寅在《元宵》一诗中写道:“有灯无月不娱人,有月无灯不算春。春到人间人似玉,灯烧月下月如银。”

清代的元宵灯市依旧热闹,只是张灯的时间有所减少,一般为五夜。据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所载,清代北京的元宵灯火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花灯多以纱绢、玻璃制作,上绘古今故事,以资玩赏。

元宵节前后,各地也有一些特色民俗节日,如山东一带在正月十五举行“火神祭”,台湾竹东地区客家人在正月二十举行“客家山歌节”等。

萧放教授认为,在今天,元宵节的文化利用价值被低估了。“在当下社会,如果我们有意识地为城市居民展拓社交娱乐的空间,鼓励广大市民的参与,让传统的‘闹元宵’变成城市社区的‘狂欢节’,这对于活跃民族精神、稳固社会秩序是有积极作用的。”

余世存也认为,在新的时代,应该创造条件让元宵节这一中华民族传统的“狂欢节”得以复兴,再次滋养民族性格。

余世存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它的精神性格曾经是非常青春昂扬的,而自明朝以来,我们的民族性格多了一些暮气,缺乏对人生、对人性的狂欢表达。近千年以来的中国人是偏向收敛和老成的。今天,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面临转型的时期,我们的民族性格需要重新被激活,就像梁启超在一百年前呼唤‘少年中国’一样,呼唤公共生活的空间和社会人格的塑造。”

余世存指出,在社会学看来,“人只有在公共生活中,才能形成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拓展人们的公共生活空间,推动传统节日精神内核的回归,对崛起中的中国是十分必要的。

清明自问清明否

《论语》有云:“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萧放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表示,在传承至今的民俗节日中,唯有“清明”是节气兼节日的民俗大节。清明节真正成为节日是在唐宋以后,但其历史源头却可追溯很远。今天的清明节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春季节俗的综合与升华。

民俗学家、北京东方道德研究所副教授任宝菊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历书》中是这样描述清明节的:“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

任宝菊说:“我们今天过的清明节逐渐融合了春天的3个重要节日,即清明节气、寒食节、上巳节(俗称三月三),这是中华几千年文化的结晶。”其中,寒食节还与一个流传千年的“感恩故事”有关。

春秋时期,流亡多年的晋文公重耳回到晋国做了国君,他的近臣——曾在重耳潦倒饥饿之时,割下自己腿上的肉烧给重耳吃的介子推,却跑到山中隐居。为报答介子推,晋文公招他出山做官共享荣华,介子推却不应。为逼迫介子推出山,晋文公派人放火烧山,没想到介子推宁死不出,竟被活活烧死。

今天的我们,何尝不需要常怀感恩之心呢?感恩那些在人生不同阶段曾关爱、温暖、陪伴我们的故去亲朋,感恩那些为国家民族捐躯的仁人志士。如今许多年轻人以过西方的“感恩节”为时髦,其实在萧放眼中,清明节就是中国人的“感恩节”。

萧放指出:“祭祀先人实际上是一次生命伦理的教育、感念先人功德的教育。感恩是社会基本的伦理基础,我们利用清明时节,追思祖先业绩,提倡家庭、社会对先辈历史的尊重、敬畏与感恩之心。这种朴素的感情有利于整个社会层面的感恩文化的培养。在追思中学习感恩,对别人、对社会心存感激,人与人之间就会充满关爱与同情。”

不过,在任宝菊看来,今人未必非要将我们的传统节日与西方节日一一对应,“‘感恩节’相较于清明节的原义还是略显沉重了些,我更希望清明是人们拥抱春天的节日”。

在余世存看来,在清明这样一个春光明媚、生机盎然的时间祭祖扫墓、直面死亡,也与中国人的美学观念有关。“春光灿烂,但又短暂易逝。中国人也会想到人生的短暂无常,想到生与死的眷恋和哀伤。”

在新作《时间之书》中,余世存这样写道:“人生或日常生活能否清明,一个人是否是一个干净的人?就像清明节名称本身提示的境界,在清明节期间,值得我们扪心自问。”

“孔子所谓,与其奢也,宁俭;与其易也,宁戚。就是说,祭祀行为本身就是让人明白人应该有所节制,有所敬畏。在先人面前,人不应该任性,为所欲为。”

端午传承屈子魂

端午节始于春秋战国时代,“端、初”同义,“午、五”相通,“端午”就是“初五”。

在数千年的传承发展中,中华民族形成了具有全国共享意义的端午节节俗传统,那就是避瘟保健与追念先贤。从中,我们可以提炼出五大节日要素,分别为避瘟保健、人神祭祀、饮食、娱乐、家庭人伦等。

先说避瘟保健。端午处于湿热的仲夏时节,疾病瘟疫容易流行,人们从生理与心理上都强烈地感受到外在的威胁。人们将端午所在的五月五日看作是毒气流行的恶月恶日,采取各种措施,“以禳毒气”。

《礼记·月令》曰:“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掩身。”人们禁火,禁止陶炼,闭门掩身等。据《荆楚岁时记》载,用青、黄、赤、白、黑五色丝线,系于臂上或挂在胸前,可“令人不病瘟”。

端午节是祭祀先人的时节,除了台湾等地沿袭古老的夏至祭拜祖先外,多数地区祭祀的是具有高尚人格或对地方有特殊贡献的先贤。如楚地的屈原、吴越地区的伍子胥、勾践与曹娥、广西苍梧的陈临、道教创始人张道陵等。其中,屈原在后世影响最大,长江中游端午节俗中最引人瞩目的“龙舟竞渡”,传说就是为了追悼屈原。如清代同治《巴县志》所说:“至设角黍,闹龙舟,吊屈平,楚俗也。”

在余世存看来,华夏文明需要屈原来增富其诗性品格和灵魂维度。他认为:“屈原公开地、淋漓地诉说自己的内心感受,有着不容玷污的心灵高贵和美,他是我们民族历史里第一个诉说自己心灵史的人。”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这个关注人生的诗人,成为华夏文明史上的第一个大诗人。滴泪之恩,涌泉相报,世世代代,中国人民怀念着这个不幸的诗人。

萧放强调:“得益于端午节的周期性讲述,屈原的传说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历久弥新。在全球化的时代,在世界文化融汇的大潮中,要守住自己的文化身份,增强民族的内聚力,传承屈原所代表的文化精神十分必要。”

节日食品象征着对岁时的感知和精神表达,粽子正是如此。粽子是南方民族的传统食品,也是南方传统的祭品,以“粢”祭神的习俗,在江南稻作区源远流长,粽即粢类食品。荆楚地区很早就有了裹饭祭水神的风习,南朝时期,这也成为悼屈的内容之一。梁朝的吴均在《续齐谐记》中明确说到,五月五日楚人以竹筒贮米,投水以祭屈原,后因避蛟龙窃食,在竹筒上塞楝叶,并缠彩丝。后世改为菰叶包裹。端午节日饮食中还有菖蒲酒、雄黄酒,以驱邪避疫。

端午节赛龙舟传统至今在南方水乡地区传承,并且主要表现为水上竞技运动。竞渡的风俗在古诗中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如唐人张建封的《竞渡歌》:

“五月五日天晴明,杨花绕江啼晓莺……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

萧放指出,聚合家庭情感是中国传统节日的要素之一,端午节自不例外。除了祭祀祖先等传统节日内容外,端午节还特别重视未成年的女性,明代北京端午期间,家家以石榴花装点小女孩。直到近代,在江苏、湖北、陕西一些地方新嫁女在端午节也要回娘家省亲,她们带着幼儿回娘家,称为“躲端午”。

七夕乞巧更乞“桥”

每年农历七月初七,是我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又称乞巧节、女儿节。

七夕节源于汉代,东晋葛洪《西京杂记》中记载:“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人俱习之。”这是我们目前所知有关七夕的最早文献资料。古代妇女七夕乞巧也屡屡在唐诗宋词中被提到,唐朝王建有诗云:“阑珊星斗缀珠光,七夕宫娥乞巧忙。”

今天许多人把七夕称为“中国情人节”,对此,任宝菊和萧放都表示不太认同。任宝菊强调:“准确地说,七夕节是传统节日中唯一一个属于女性的节日。”萧放也指出,传统七夕是女性节日,它主要强调“乞巧”,女子希望自己能够心灵手巧。七夕还通过牛郎织女的故事来强调两性的爱情忠贞。此外,七夕还与科举考试有关,据说七夕是魁星的生日,而魁星是主管科举考试的神仙。

也有学者认为,七夕是父权社会出现之前的神话母题,是请神下凡又送神上天的仪式,乞巧的最初意思为向天神乞桥,“乞求沟通的桥梁”。

余世存指出,农历的七七这一天多半在阳历的八月上旬左右,在上古中国结绳记事的时代,七七前后发生的事情是以升卦、讼卦、困卦这几个卦符号表示的。即,在每一年的八月上旬,会有因瓜果农作物丰收而产生的纠纷和困局。

人们在争斗中寻求突围解决之道,希望请神下凡化凶为吉,而天神下界则需要虹桥。余世存说,七七的祭神仪式最早跟男人无关,是女人们的工作。白天男人们互相争斗,而夜晚天然地属于女性,女人们虔诚地祈求和平与顺遂。“在文明的时间流逝中,在出现争斗、困境的时候,我们需要乞桥,以与世界沟通。”

文字出现后,桥与巧相通。乞桥的请神仪式就逐渐转变为乞求心灵手巧的祈祷仪式,比如,穿针乞巧、投针验巧、吃巧果、拜织女……

在余世存看来,“牛郎织女”的故事,也是中华民族在集体无意识层面,寻求解决困境的表现。

“‘牛郎织女’的故事出现在南北朝时期,那是一个文明坎陷、充满苦难的时代,河南南阳等地是离乱最为严重的地方。而‘牛郎织女’的故事相传就发生在南阳。”

某种程度上,“牛郎织女”成了中国故事的母题——穷苦困顿的主人公需要过上好日子,得有另类异类的女性来救助,从《聊斋志异》到今天的宅男幻想,莫不如此。余世存认为,在我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里,牛郎可以被解读成古老的中国,命运多舛,负重前行,问道于神灵。

余世存指出:“我们今天看待中国民众对文明的判断、对寻求文明突破的努力,通过七夕这个节日可以得到一些启示。七夕不仅是关于男人和女人的故事,也是关于文明如何走出困局而新生的故事。”

中秋月圆人团圆

关于中秋节的起源,学界说法有三:一是源于上古时期就开始的月亮崇拜,二是源于祭祀月亮女神嫦娥,三是源于古人在秋季为庆祝丰收而举行的祭祀土地神的活动。而我国“民族传统节日与国家法定假日课题组”撰写发布的《中国节典:四大传统节日》中指出,这三种说法只是用来解释中秋节某些习俗的起源的,不能用来说明整个节日的起源。因为这三种活动在上古时期就有了,而中秋节在唐代以前的记载中还没有出现。

宋代专门记载风俗习惯的周密《武林旧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这两部书,就都设了“中秋”条目,较细致地记载了北宋以来的中秋习俗。但中秋节最初形成的时间还是要往前追溯。

根据大量的诗文记载,唐代就有了在八月十五赏月、饮酒、赋诗的习俗,而且在文人、社会中上层已经蔚然成风。可以判断,唐朝已经形成了中秋节,宋代则是中秋节的繁盛期。明清之际,唐宋时偏重于精神玩赏的中秋节,逐渐转变为注重世俗人伦的中秋节,月饼也开始流行。明代《帝京景物略》记载:“八月十五祭月,其祭果饼必圆……月饼月果,戚属馈相报,饼有径二尺者。”

团圆是中秋节俗的中心意义。中秋为花好月圆之时,人们由天上的月圆联想到人事的团圆。萧放说:“明清时期,由于理学的浸染,民间社会乡族观念增强,同时也因为人们在世俗生活中更加认识到家族社会的力量,因此人们在思想情感上,对家庭更为依恋。”

明月的意象与意境,还结出了禅宗美学的文化硕果。冯骥才在《我们的节日:中秋》一书中这样写道:”大团圆的结局、大团圆的意向、大团圆的人生理想,是中国文化的情结……月亮圆通的形与光,直通圆通的佛性。具有圆满之美的禅是众生之本性、生命之灵光,是生命的自由境界,是审美的最高境界。”

重阳登高百事高

寒露时节中,有一个节日,就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

余世存说:“‘九’在易经中是阳数,九月初九正好是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所以又称‘重阳’或者‘重九’。”重阳节最早见于记载是在三国时代。据曹丕《九日与钟繇书》中载:“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

萧放在《重阳节俗漫话》中曾指出,登高野宴,是重阳节俗的中心内容。登高的原始意义在于逃避灾祸,重阳为何登高,登高又何以能避祸?

“重阳天气初寒,人们容易感染时疾;而且在神秘的阴阳观念居支配地位的时代,九九重阳意味着阳数的极盛,凡事盛极必衰。因此,重阳之日是令人生畏的灾日。而登临高山,在先民观念中意味着靠近天神,易获福佑。”萧放写道。

用新收获的黍稻制作而成的重阳糕是重阳秋祭的祭品。糕在汉语中谐音“高”,是生长、向上、进步、高升的象征。据北宋吕原明《岁时杂记》记载,宋人在九月九日天亮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更祝曰:愿儿百事俱高。”

如果说清明节是“踏青”迎春,重阳节则是“辞青”送秋了。重阳昭示人们在人生征途上继续登高,珍惜最后一抹夕阳,与黄菊、红叶共抗寒霜;重阳也自然而然地在后世发展为祝寿节、老人节。

百善孝为先,如何让老年人在晚年仍活出价值和精彩?任宝菊认为,在人口老龄化的今天,“重阳节提示老年人要老有所为,而社会应该为老有所为创造条件。”

任宝菊曾连续20年跟踪调查北京某社区,也因此结识了社区里的一位张姓老人。张老从64岁到如今84岁,一直以志愿者身份在做社区工作,比如把老年人组织起来,在两会期间自发站岗巡逻,春节包饺子送给没能回家过年的门卫,腊八组织老人熬腊八粥给全社区的人分享……

任宝菊说:“张老把整个社区的老年人全部调动了起来,下至刚退休者,上至年近九十者,都在发挥余热。但这些老人的努力一直没得到相关部门的支持。”任宝菊建议,“政府应该专门设立一笔‘重阳基金’,对这些老人的奉献精神予以鼓励”。她认为,这是一个关系社会和谐、社会稳定、科学发展的现实问题,应得到各界关心重视。

近年来,“找回我们的节日”成为一句文化复兴的口号。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日益得到关注与倡导的今天,上述传统节日及其内涵所面临的挖掘传承、与时俱进等问题,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所关注。

萧放认为,曾经,在“革命”的语境之下,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习俗一度被阻断、禁止、改造,这导致了传统节日的空洞化、表层化。由于文化记忆的遗失,一些传统节日失去了其丰富的象征与内涵,也给其传承带来了困难。

萧放说:“全球化与民族化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人们在彼此的接触交流中越来越欣赏对方的文化,即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传统的节日文化正是这样一个交流展示民族文化的重要平台,是中国民族文化身份的标记之一。我们应该从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保护人类文化遗产、传承人类文明的高度认识我们传统节日的价值。”

责任编辑:韩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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