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杨洲等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文/董兴杰
在当今世界相互激荡的文化潮流中，各国注重对自身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的建设与传承至关重要。我国近年积极实施“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提出构建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又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在此背景下，由杨洲等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16年10月出版的《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一书的面世可谓正逢其时。细读该著，有以下几个方面令人体会深刻，获益匪浅。
第一、选题意义重大
该选题的着眼点在于寻求我国诸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之道。该著开篇就指出，当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大幅跃升，但同时必须清醒地看到，现实中仍存在许多不足和令人忧虑的诸多社会问题。如社会矛盾明显增多，道德失范、诚信缺失愈加严重，腐败现象易发多发、反腐斗争形势严峻，等等。而这些貌似发生在不同领域的问题或现象，“其实有一个共同的原因”，这就是文化缺失或文化的断层。因此该著的写作首先是尝试从文化精神层面找寻改善甚至解决这些不足、问题的方法和思路。
该选题的落脚点在于大幅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自从美国学者约瑟夫·奈于上世纪提出“软实力”，此概念一直流行至今，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即是软实力概念的核心内容。就中国而言，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的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前列，与此同时，建设好中国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传承好中国精神，打造强大“软实力”就变得尤为迫切。“当高楼大厦在我国大地上遍地林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也应该巍然耸立。”
第二、论述富有特色
首先体现在“总—分”的结构框架上。该著先通过“总论”对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进行概述，而后分五章分别对中国哲学文化精神、中国法律文化精神、中国科技文化精神、中国民俗文化精神、中国艺术文化精神进行专题阐述。在“分论”部分，五章内容既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具有较强的系统性。“中国哲学文化精神”一章是全书的重心，这是由哲学文化精神的根本地位决定的，它统摄和渗透于其他文化精神之中。作者在吸收和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国哲学文化精神归纳为天人合一，物我一体；和合致中，中和中庸；阴阳之道，物极必反；知行合一，经世致用；以人为本，敬天保民。其中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对立统一的辩证法，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也都体现在了中国法律、科技、民俗、艺术等文化精神之中，从而使五章内容呈现出整体性面貌。当然，其他文化精神分支也具有自己的内涵和特质。
其次体现在对中国精神内涵阐释的丰富系统上。在“总论”部分，作者通过东西文化比较来突出中国文化的特点，如在价值取向上，西方文化把科学精神奉为圭臬，而中国文化崇尚人文主义；在信仰体系上，西方文化以宗教信仰为主导，而中国文化尊天敬祖；在伦理道德上，西方重视个人自由，而中国主张社会本位；在内在品格上，西方文化突出竞争，而中国文化追求和谐，等等。这样一种东西文化对比的阐释方式，既使中国文化的特点更为显明，又体现了著者开阔的研究视野。在五章“分论”部分，作者很好地综合了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成果，根据自己对中国精神的体认和感悟做出了新的概括。如将中国科技文化精神归纳为经世致用、实践创新、整体思维、尊重自然等要素；将中国艺术文化精神提炼为山水清音、和谐自然，独立人格、自由超越，诗情画意、辩证思维，爱国主义、与时偕行等要素。著者颇具创新性的工作有效拓展了该领域的研究视阈，使我们对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追问与探究变得越来越丰满和系统。
再次体现在科学的研究立场上。该著的研究态度是实事求是的，这集中表现为著者对传统文化批判地继承的核心主张。如对于“天人合一”，既肯定了这一精神要素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观，同时又指出了其错误和混沌之处，即传统文化经典更多地是把“天”视作主宰之天、天命之天、敬畏之天。关于“和合致中、中和中庸”，在肯定其对中国文化及国人道德修养的积极影响的同时，又明确指出不顾客观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而一味地追求中和中庸，则会使这种中庸之道沦为落后、保守的代名词。再如针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精神，既肯定了“引礼入法”对于今天法制建设的借鉴意义，同时又分析了古代重义轻利、息讼求和等观念与现代法治精神的冲突。
第三、现实价值显著
该著为当前我国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中国精神注入了一股积极动力。著名学者杜维明先生曾讲，中国文化百年前的关键是民族独立与富强，今天的关键是回归传统。回归传统并不意味着复古，我们需要做的是传承文化基因，萃取思想精华，找到中华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社会治理、文化建设的结合点，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首先提出一个“礼敬”的态度问题，这种礼敬来自于对传统文化价值的深刻体认，来自于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在此前提下，我们再去挖掘、利用传统文化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契合相通的思想资源。正如著者在书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契合和贴近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和方法论，这使二者容易产生相互认同和会通融合。
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和文化根基，它源源不断地为今天的中国人输送精神给养和文化智慧，在世界各国都注重“软实力”建设的当下，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应该得以彰显而不是淹没。中国人民大学干春松教授不无忧虑地指出，过去百年的自我否定使我们距离中华传统文化越来越远。现实社会中存在的精神迷茫、人际冷漠、信仰缺失、道德滑坡等社会问题的确值得我们警醒。当然解决当下问题，需要在道德与法制、习惯与制度等多方面综合施治，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不是包治百病的“万灵丹”，但其功能与价值是必须得到承认的。在此意义上讲，《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的出版就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作者在“后记”中表示，希望这部著作能“给中国文化的研究者和爱好者带来丝丝暖人春风”，为亲近和认识中国文化、传承弘扬中国精神出一份“绵薄之力”。相信读者能够感受作者的努力与真诚，从中国文化与中国精神中获得启迪和教益。
（作者简介：董兴杰，男，1977年生，山东茌平人，燕山大学期刊社副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