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读书>>书评

元代文学前沿研究—— 任红敏《忽必烈潜邸儒士与元代文学发展》

2017-03-06 14:58:10 来源:河北新闻网

20世纪90年代以前,受王国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之说影响,元代文学研究的焦点是杂剧,其声名之盛,以致常人但知有元曲,而不知元亦有诗文。纵有学者从聚焦到元曲的目光上分出一点到诗文上,也囿于种种因素,无法以公正客观的态度去认识它、评价它。但实际上,元曲固然成就斐然,但是无论是其本身还是其作者群体,在元代的整体文坛上都算不得主流,不能代表元代文学。随着元杂剧研究由盛转衰,杂剧之外更为广阔的元代文学的整体,渐渐地进入元代文学研究者视野中,从而使元代文学研究有了新气象、新发展,也产生了一批新成果。任红敏专著《忽必烈潜邸儒士与元代文学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12月出版)就是其中之一。

元代文学根于元代社会,继承了其传统与新变、多样性和特殊性并存的特征。面对庞杂的元代文学文献,如何从中梳理出元代文学的脉络,是每一个当代元代文学研究者都面临的问题。忽必烈潜邸儒士这一群体,不得不说是一个巧妙的切入点。

所谓忽必烈潜邸儒士,主要是在忽必烈开府金莲川前后聚集于其身边的文人。这是一个特殊的文人集团,它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在人员构成上,这一集团中有儒士、僧人、道士,有汉人、色目人、蒙古人,形形色色,是元代社会、文学和文人群体的一个小的缩影。同时,这一集团又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影响力,忽必烈登基之后,这个集团的影响由幕府扩展到了全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元代的文化政策,也推动了元代政体和法制等的确立与建设。因此,选择这样一个文人群体来关照元代文学,能够在更深层次上揭示元代文学与政治、社会的关联,也由此剖析出元代文学的发展脉络和面貌。《忽必烈潜邸儒士与元代文学发展》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该著最大的亮点在于,通过剖析元代前期政治与文学的相互关系,回答了元代文学的格局“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

元代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这里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其一是道学与文学合流,其二是雅文学和俗文学分流。这一“分”一“合”,都与忽必烈潜邸文人有关。该著从忽必烈幕府的用人方针谈起,谈到这一用人方针对其幕府文人集团的影响,再谈到这一文人集团对文学审美取向、对科举的影响,水到渠成般地讲明白了这两个问题。

忽必烈金莲川幕府的文人集团的聚集是以忽必烈的用人方针为导向的。忽必烈重武轻文、重实尚用,对于中原文人的词章之学不感兴趣,这就使得其在用人上也倾向于那些经济与义理之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统治者的喜好进一步促成了这一集团在文学主张和政治主张上的统一性。作者称:“他们都以经济之才或义理之学相标榜,是“以馀力为诗文”,不愿意被视为诗人或文章家,忌讳被视为辞章之士。这样道学家和文章家合二而一,不再区分学者与文人,文道融合,形成元代文学史上的雅文学作者群体。”学术(主要指理学)与文学的融会,是元代文学的一大特征。《元史·儒学传》:“前代史传,皆以儒学之士,分而为二,以经艺颛门者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为文苑。然儒之为学一也,《六经》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则所以载夫道者也。故经非文则无以发明其旨趣;而文不本于六艺,又乌足谓之文哉。由是而言,经艺文章,不可分而为二也明矣。”这代表了元代大部分入仕文人的观点。而这种观念正是在忽必烈幕府文人推动下形成的。他们在学术上推崇理学,在文学上追求雅正,使得元代雅文学出现了以儒学为宗,复归雅正的整体风格。他们不以词章获得重视,自然不以词章之士自任,视诗文为余事。终忽必烈一朝,元代未开科举。并非是臣子中无人进言开科,而是每次都在廷议中即作罢。如徒单公履,就曾两次进言请开科取士。对此,忽必烈曾有言:“士不治经究心孔孟之道,而为赋诗,何关修身?何益为国?”事实上,这也是忽必烈幕府中大部分文人的看法。及至延祐复科,这种看法的影响也依然存在。《元史》卷八十一《选举一·科目》载:“至仁宗皇庆二年十月,中书省臣奏:‘……夫取士之法,经学实修己治人之道,词赋乃摛章绘句之学。自隋、唐以来,取人专尚词赋,故士习浮华。今臣等所拟,将律赋、省题诗、小义皆不用,专立德行明经科,以此取士,庶可得人。 ’帝然之。”统治者的观念仍然是重义理而轻词赋,甚至不止是“轻”,而是直斥其为“浮华”之辈。这就使得以诗文词赋之能自矜的传统文人仕进无门,或沉沦下僚,或沦落江湖,形成了比其他任何时代都要壮大的“怀才不遇”文人群体。应该说,对于元代的大部分文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失落而苦闷的朝代。

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甘心岩壑,乐道守志”(钟嗣成《录鬼簿》),穷则独善其身,以诗文自娱,但选择的依然是传统士大夫的人生价值实现方式。这些人与以忽必烈幕府文人为代表的入仕文人,穷达不同,其道心则一,构成了元代雅文学的主要创作队伍。

还有一部分人,“于学问之余,事务之暇,心机灵变,世法通疏,移宫换羽,搜奇索怪,而以文章为戏玩”(钟嗣成《录鬼簿》)。不幸的人生际遇反而将他们从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中解放出来,而专心以文娱情,且将“文”的娱情功能从自娱推向了娱众,创作出了辉煌的元杂剧。这使得由唐宋萌发的市井俗文学真正地开始同诗文等雅文学分离开来,也使得中国的文人队伍第一次出现了雅俗分流的格局。在元代之前,中国文学的主要类型是诗、词、文、赋,元代之后,中国文学的主要类型中增加了小说和戏曲。这是元代文学格局上最重要的变化,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转折点,预示了明清俗文学的繁荣。

另外,该著还重点阐述了忽必烈潜邸文人对元代儒学主导地位确立的影响,对元杂剧的影响等。在元代,理学第一次被确立为官学,其影响至于明清两代。这些都与元世祖潜邸幕府文人有着或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作者认为,“忽必烈潜邸儒士的学术主张、文化主张、文学主张,影响了有元一代的文化政策”,从而“主导或影响着元代文学的发展”。潜邸文人来自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信仰着不同宗教,却都用汉文字进行着创作,他们在影响元代文学的同时,本身也是元代文学的一种呈现。

抚卷深思,长期以来,对于元代文学研究,一直有两个误区。一是囿于前人所见,认为元代文学除杂剧外无可研究。二是囿于外国文学理论的影响,无法为我国的古代文学找到正确的定位。但是《忽必烈潜邸儒士与元代文学发展》一书的出版却使我们看到了可喜的变化:我们的元代文学研究排除了外部干扰,开始重视被忽视的,正视被歧视的,回归了文学研究的本身,也开始了深入而细致、系统的研究。长此以往,元代文学研究必将乘风破浪,开创新的局面。

(作者:王海燕,天津古籍出版社编辑)

 

责任编辑:韩文哲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
			河北新闻网
			官方微信
			
			河北日报
			客户端
			

相关新闻

电子报
网站首页 我要评论 分享文章 回到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