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21世纪初的读图时代相比，文化形态在近年逐步呈现出自我的型变，电子化、碎片化、无序化等问题逐渐步入文化研究的视野。可以说，彼时的时代之“图”已发生区域性偏转，即由一般化的可视性图像转向大众化的内隐性图式心理，作为本源意义上的图像已渐趋成为大众内隐于心的观看方式，或进入到日常化的公众生活领域，成为大众生活方式与思维模式的一部分。
在当下的社会语境中，图文传播形式更容易受到大众青睐。随着传播媒介的不断发展，这种图文思维更容易走向范式化、模式化的误区。而当大众依靠固有的图文思维进入日常文化生活时，以文字为主要成分的文化图景，会与现实层面的阅读之间产生一系列的鸿沟，由此也制造了文化阅读的不可能性。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图像与阅读之间的关系和文化的生产与传播之间的关系趋于同构，对阅读之可能性的寻找，即突破生产与传播之间的壁垒，使二者处于互动的理想关系之中。笔者的出发点正是试图在图像偏转时代寻找阅读的可能。
事实上，文化的产生类似于产品的生产模式，经历着诸如原材料、生产、流通等环节。而对阅读之可能性的寻找，就是在文化建设领域建构一种合理的、有效的、持续的传播样态，以确保不同生产主体所生产的文化，能够在社会中有其相应的影响力。为此，在当前的文化建设中，对以下问题的思考就有其必然性与迫切性。
立足文化自律，构建合理的传播根基。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样态，有其自身的范畴所在，自律性则是其不可或缺的品格。尽管传播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在当下逐渐占据了文化的主导，但这也绝不意味着文化生产要成为文化传播的附庸。在全国第十次文代会和第九次作代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并向广大文艺工作者提出四点希望，把“坚定文化自信，用文艺振奋民族精神”放在了首要位置。这从根本上表明了“文化自信”之于文化建设的重要作用，而文化自律作为“文化自信”的核心构成部分，有其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对文化自律性的坚持，是确保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始终保持本源形式的逻辑出发点，而不至于在图像化时代发生自我变形。
创新文化传播方式，消除其与时代语境之间的意识断裂。整体上看，文化的内部生产与外部传播之间，的确存在着诸多障碍。以图像为例，其在生产过程中主要依凭生产者个体化的思维方式。尽管生产者考虑到了传播的可能，但这种可能性仅仅作为一种理想化的期待视野而存在。在驳杂的现实语境中，文化的传播也存在着较大的不可预期性。尤其在新媒体发展迅速的今天，传播媒介的频繁更替使得生产者的期待视野与现实传播方式之间存在着某种悖论。就此而言，坚持传播方式的不断创新，是文化生产者所应具备的基本意识，其在进行文化生产时不仅要考虑到传播所需的诸种可能性，而且要不断调整生产与传播之间的相互关系，使二者处于相互平衡之中，实现良性运作。在坚持传播方式创新过程中，要警惕图像传播走向消费化、娱乐化的陷阱，不能使文化生产裹挟于多元化、无序化的传播方式之中。
协调好公共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提升文化的社会影响力。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公共和个体有双重内涵。就生产层面而言，这一概念涉及生产的个体性与传播的公共性问题。正如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所建立的个体记忆与罗马城之间的隐喻关系——废弃瓦砾与现代文明的冲突与辩驳，当下的文化活力也正处于中心与边缘、主流与支流、正统与异端等复杂的张力关系中。要走向中心、主流与正统，就要协调好公共传播与个体接受之间的关系。这一方面需要公共传播者不断创新，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个体接受者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则需要接受者调整现有的图像化思维模式，在文字与图像之间建立起相应的平衡关系，以此来实现与公共传播之间的对接。
传统观念上，文化在社会中处于边缘化的位置，而在由电子、影视、音乐等碎片化的图像所构筑的时代语境中，文化的影响力并非处于一味地边缘状态。相反，多样的媒介方式正使其影响力逐步扩大，且就其自身来说，文化从未放弃摆脱边缘、走向中心的自信。因此，在图像偏转的社会语境中，文化的发展要在坚持自律性的基础上，不断创新传播方式，并努力协调好公共与个体之间的对位关系，在实现文化阅读可能性的同时，不断提升文化的社会地位。（范家美 黄君辉 彭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