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文
■对活在封建社会的中国文人而言，“学而优则仕”的终身憧憬，科举制度的极度诱惑，官本位架构下的毕生追求，是压在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奇怪的是，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文人，很少有觉悟者能够想得开，能够豁出去，能够主动跳出这种压迫和摧残。八股科举，大行其道，学优则仕，渐为必然，官本位的社会风气，使得一些文人功夫全用在诗外。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只能有汤显祖，而不能有莎士比亚了。
2016年，为了纪念东西方这两位戏剧大师——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四百周年，世界各地都举办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其实，这两位大师除了超凡的戏剧成就外，几无共同之处。但他们却巧合地同在公元1616年逝世，莎士比亚时年五十二岁，汤显祖六十六岁。
1616年为明万历四十四年。那时候的中国人，小日子过得还算滋润，虽然大环境不怎么样。《明史》称，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朱氏王朝从此一直走“下坡路”，到明崇祯帝吊死煤山而灭亡。但普通百姓只管小日子，有一口饭吃，有一张床睡，不兵荒马乱，不妻离子散，就谢天谢地了。因此，十七世纪的中国，从上到下自我封闭，自我满足，自然也就处于一种自我陶醉的状态下。第一，不知道世界之大；第二，也不想知道这个世界在发生什么变化。因此，当然不知道有个“英伦三岛”，有一位莎士比亚。
汤显祖若是了解他的这位外国同道，如何为戏剧奋斗而其乐无比，也许会选择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不活得那么累，也不会活得那么困苦了。
莎士比亚之所以比汤显祖幸运，因为他不是书香门第出身，不存在光宗耀祖的负担，这一点实在太重要了。作为工匠的儿子，他离开家乡斯特拉特福，来到伦敦谋生的时候，心态比较从容，要求也不太高。第一，没有追求功名的动机；第二，没有当官升职的念头。莎士比亚只是想挣钱。恰巧，当时的伦敦已经是贸易发达、商业繁荣的大城市。经济的富足，催动了文化娱乐产业的发展。莎士比亚开始在剧团搭布景、跑龙套，一个偶然的机会，人们发现他的编剧才能胜过了他的演技，遂让他以笔为生，源源不断给剧团提供剧本。他也从此财源滚滚，逐渐成为剧团的股东，成为剧场的老板。最后，年纪大了，当他再度回到斯特拉特福，已是衣锦还乡的体面乡绅、受人尊敬的地方显贵，门楣终于镶上他梦寐以求的贵族徽记。他还向当地的教堂捐了一笔钱，不但活着的时候，教堂里有他的专用祈祷座席，死后还可以体面地埋葬在那里。
直到今天，莎翁故居和他的埋葬地，仍是去英国旅游者必看的景点。
相比之下，汤显祖就有点儿凄凉了。他这一辈子，按《明史》的说法，只有四个字“蹭蹬穷老”。虽然有点刻薄，但也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从他朋友的记载中，发现他处于“竹篱园蔬，鸡莳豚栅”之中，看来，这是穷困潦倒的一种诗意写法。汤显祖的人生之所以不得意，盖有以下几方面原因：第一，在于他自视甚高，“张居正欲其子及第，罗海内名士以张之……显祖谢弗往”，开罪了张居正，很晚才得以成进士。第二，在于他相当自负，任礼部主事时上书曰：“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张居正刚而多欲，以群私人，嚣然坏之；后十年之政，时行柔而多欲，以群私人，靡然坏之，此圣政可惜也。”将皇帝与他的两任首辅，都给否定了，万历皇帝当然气得跳起来。“帝怒，谪徐闻典史，稍迁遂昌知县。”第三，还在于他不甘落寞，做了几年小县官，总是想回到京师，以图发展，谁知“二十六年，上计京师，投劾归。又明年大计，主者议黜之，李维祯为监司，力争不得，竟夺官”。从此，“家居二十年卒”。
汤显祖在弃官遂昌的那年秋天，完成了《牡丹亭》，惊人之笔，名震天下。而在夺官受黜的那年秋天，他的《邯郸记》脱稿。几年间，他的戏剧成就达到了巅峰。《牡丹亭》问世后那盛况空前的演出场景，达到了“京华满城说《惊梦》”的痴狂程度，当不让莎士比亚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在环球剧场演出的成功。伦敦的观众曾记得，当那个被捉弄的颟顸情人福斯塔夫出现在灯光下时，整个舞台都被掌声震得晃动起来。而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杜丽娘，魂兮归来，风情万种地唱起“良辰美景奈何天”时，京都的观众也曾记得，多少有情人为之垂泪，多少钟情女为之断肠。这两位戏剧大师笔下的艺术魅力，可谓不相伯仲。
其实，当其时也，汤显祖绝对应该与莎士比亚一样，接着写他的戏剧，这才是他人生的正道。可是，他在笔端找到了自己文学生命的新区，却不知珍惜，写了几出戏后，就搁笔了。因为他志不在此，日思夜想，指望着朝廷有朝一日，能重新起用他，竟放弃了这个最能表现自己艺术天分的福地。这就是中国文人的致命伤了，“学而优则仕”的“仕”，湮没了他的戏剧天分。
当官，或者为“仕”，对莎士比亚而言，从来不是天经地义、必须如此的人生追求。他从到伦敦打工那天起，直到退休回乡，活了半百年纪，唯一一次接近最高权力的机会，就是詹姆士一世加冕典礼时，曾经穿上镶金边的侍从服装，在王宫里站过一夜岗而已。因为他所在的剧团，已为国王所有，他不得不尽臣仆之责，当一回卫兵。可他并不因此存有什么得个官职，捞个差使，混个级别的额外想法。而汤显祖，在逝世前不久还作了一首《贫老叹》：“一寿二曰富，常疑斯言否。末路始知难，速贫宁速朽。”看来，他始终未能达到彻底的清醒。
汤显祖活了六十六岁，除《牡丹亭》外，尚有《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等戏剧作品。莎士比亚活了五十二岁，一生写出了三十七部戏剧。正如他的同时代人本·琼森所预言，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是属于所有的世纪”那样，产生了全球范围的巨大影响。这不得不引人思索，为什么在舞台这个特殊空间的创造性上，汤显祖的艺术才能和天分，并不弱于与他同时代的西方同行，却没能拥有与之相称的世界性的广泛声誉呢？这就是东西方社会的文化差异，和中国文人“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形成的结果了。
对活在封建社会的中国文人而言，“学而优则仕”的终身憧憬，科举制度的极度诱惑，官本位架构下的毕生追求，是压在头顶上的三座大山。奇怪的是，当时几乎所有的中国文人，很少有觉悟者能够想得开，能够豁出去，能够主动跳出这种压迫和摧残。八股科举，大行其道，学优则仕，渐为必然，官本位的社会风气，使得一些文人功夫全用在诗外。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时只能有汤显祖，而不能有莎士比亚了。
有人统计过，汤显祖一生，从十四岁补县诸生，到二十一岁中举，三十四岁中进士，科举应试几乎花费二十年。从南京任太常博士，到遂昌县任知县，数年后弃官归里，官场生活十五年。而且，在汤显祖心目中，“戏剧，末技也”，只是继诗、词、古文之后的消闲活动罢了。莎士比亚就截然不同了，他写剧本，是谋生之饭碗，呕心沥血，全力以赴；是人生之正道，专心致志，绝无他想。因此，他获得成功，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如今，四百年后回顾，便很为中国第一戏剧大家汤显祖惋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