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中国最悠久的传统节日之一，有关怪兽“年”的传说，过年的老规矩、老风俗，构成了年味的源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年节文化扎根心中，生生不息，犹如一条流淌在一代代中华儿女心间的长河。
在祖祖辈辈的传统观念里，过年时人是次要的，仪式才是主要的，祭神、祭祖，那种庄重与威严，任何人丝毫不可亵渎。除了仪式外，娱乐也是重要的内容之一，“照虫”、跑街、摆“龙门阵”……故乡春节的习俗里暗藏着人们对天地神明、自然万物和祖先们的敬畏——那是中华民族古老农耕文明的礼仪和信仰，一直绵延至今。
在城市里生活了25个年头，除了这些仅存的“规矩”，城里的“年”和我深藏在记忆里的“年”正在渐行渐远。今天，城市的霓虹灯彻夜不熄，乡村的红灯笼越来越稀少，那头叫“年”的怪兽不会再来了。祖辈留传下来的过年的“规矩”已渐渐开始被人遗忘，而在那些鞭炮声中、红灯影里走街串户拜年的人，也日渐稀少了。
像过年这样的大节，我奶奶是一定要按照老规矩来过的，而且丝毫不敢轻慢和懈怠，总怕少了什么礼数。
“过年了！”一进农历腊月，脑海中时常会飘来这么一声喊，略带沧桑。
除夕夜，睡在奶奶身边，必定是害怕跳塌她的土炕。她把我摁在被窝里，欠身吹熄灯窗里的煤油灯，开始教我第二天早晨的禁忌。“大年初一要早起，不许拿刀剪，不许开箱柜，不能拿笤帚，不能碰簸箕！”说完，她掖一下我的被角，然后继续说：“说话要小声，特别是不能喊名字叫人起床！”年年重复这老一套的话，我在被子里瑟缩着任由她说，而心思早已落在枕边的新衣服和外屋墙角的鞭炮上。
稍懂些世故，我就有些不解，刀剪开刃是凶器，吉日当然不可乱动，但为什么不能拿笤帚、碰簸箕？为什么不能叫人起床？奶奶说“年”是一种能吃人、吃牲口的怪兽，它要打除夕这一天“过”去，动刀剪、开箱柜或者动一切器物都会出响声，一有响动就会引起“年”的注意，“年”就不走了，会停下来吃人；早晨如果叫某人起床，“年”会认为此人要“起床”打它，必会翻身与此人搏斗。
奶奶的这些禁忌要一直保持到太阳升起来才可以解除，因为“年”怕光，太阳一出，“年”就不会再回来了；也正因为这样，过年要放鞭炮，鞭炮爆炸时闪出的火花是“年”最惧怕的人间之物，可以将它吓得尽快“过”去。奶奶的话制造出了恐怖气氛，我惶恐地用被子蒙住头。而此时，她就要喊一声“过年了！”这是旧年的结束语，好似在通知叫“年”的怪物可以“过”了。此后万籁俱寂，只剩寒风扑打着糊上绵纸的窗户。奶奶的这一声喊，是我幼年极重要的有声记忆。奶奶是大户人家的闺秀，家教很严，行止言语必有规矩。自我记事起，像过年这样的大节，她是一定要按照老规矩来过的。
大年初一早晨，我多半是被母亲过来早早拍醒，揉着惺忪睡眼穿新衣下炕，听到窗外响做一片的鞭炮声，前一天晚上奶奶的叮嘱早已忘到爪哇国去了，大喊大叫着去墙角拿已撕开红色包装纸的鞭炮。放完鞭炮，草草吃几个饺子，我就要去拜年。
我的家乡在冀西山区，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在那里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或许因为地理偏僻、交通闭塞，而且那时经济困难，物质和精神生活都极为简朴，简朴到拜年时连祝福的话都不必说。晚辈给长辈拜年只需要按照辈分称呼一声，也不磕头；除了儿媳妇要拜公公婆婆，其他人只给同族的长辈拜，并不给共同生活的直系长辈拜。拜年讲究趁早，常常是天还没亮，篱笆墙外就有一群孩子叽叽喳喳地叫着进来，长辈也不给“压岁钱”，只拿出糖来在灯影里分给每人几颗。
奶奶虽然体弱多病，但过年从不疏忽任何一个细节。“年”一进腊月就开始过了，杀年猪、做豆腐、蒸黄糕、灌粉肠、蒸馒头……腊月天寒地冻，吃食早早做出来也不会放坏。姐姐和我巴望着平日里难得一见的美食，口水流出老长，但却得不到先尝的机会——预备过年的食物，无论哪一样，也无论多么美味，第一口都不会先给人吃，而是要给神明和祖宗们先上“供享”。待“供享”完毕，才轮得到我们这些小孩子吃，而大人们更要靠后了，这是奶奶的规矩，也是世世代代中国年的规矩。
在奶奶的观念里，过年时人是次要的，神灵才是主要的，而这“供享”也成了过年的“庄重”仪式——但这仪式也被现代人极大地简化了。“供享”都要由男丁去做。想必爷爷和父辈的成年人对此不屑一顾，大多时候是奶奶指挥我这个长孙。
我双手捧了盛着年糕或者点了胭脂红点的白馒头之类的碗，走到院子里仰头向天说一句话：“老天爷，吃供享来，过年了！”之后回屋又换上新的供品，走到门后，模仿同样的动作，但敬的神变了，我要说：“财神爷，吃供享来，过年了！”据说财神爷住在门后，多半时候我只看到一面光秃秃的墙，并没有贴赵公明的像；玉皇大帝的像更不见，但“祭神如神在”，我年年照例在年夜饭和大年初一吃饺子前重复这个仪式。
过年还要供“灶火爷”，即灶神，家家都要在灶台上方贴神像。神像多是木版画，画上的灶火爷灶火奶奶静肃端坐，脚下是猪牛羊马鸡狗六畜和五谷庄稼的图案。供灶神的日子只在腊月二十三，据说这一天是灶火爷上天向玉皇大帝汇报人间一年情况的日子。
给灶火爷的供品里要有糖瓜。后来我在书上看到，说供上糖瓜是让灶神嘴甜，“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但我清晰地记得奶奶和母亲都对我讲过，供糖瓜是要粘住灶火爷的嘴，少在玉帝面前说人间的丰收景象，要让玉帝知道老百姓的苦，只有这样，玉帝才能体恤下情，保佑风调雨顺。
给神上过“供享”还不算完，还要祭祀祖先。祖先的牌位在迎门最显眼处，叫做“家亲帖”，并不见“牌”，只是贴在墙上的一条红纸，上有一行竖写的毛笔字“供奉某（姓氏）氏门中三代宗亲之位”，下方放一张桌子摆供点香。“家亲帖”要在除夕年夜饭前换新，贴好新帖，我照例要仿照敬神的动作，端了供品举在半空，请祖宗来吃年饭：“老祖宗，吃供享来吧，过年了！”
只有供过神、祭过祖，家人才能长幼有序地围坐在一起，开始吃年节的团圆饭。
祭神祭祖也罢，“照虫”也罢，故乡春节的习俗里暗藏着人对天地神明、自然万物和祖先们的敬畏——那是中华民族古老农耕文明的礼仪和信仰，一直绵延至今。
过年几乎就是孩子们的节日。不仅可以吃饱喝足、穿新衣、放鞭炮，可以跟着父母去串亲访友，更主要的是，可以借着过年的因由，更肆无忌惮地“拉帮结伙”疯玩。如今我已迈入不惑之年，但每每回想起来，幼年时的简单快乐居然可以一直在心头荡漾。
没有电视，更没有手机，街头也没有路灯。年夜饭吃完，天黑下来，我们大致同龄的几个孩子最爱做的事，是打着“火把”跑街。所谓打“火把”，只不过手擎一截点燃了的废橡胶轮胎。那时自行车不普及，废橡胶轮胎也是稀有之物，若是谁有一截，便成为除夕夜的“孩子王”了。他像将军一样打上呼呼冒着黑烟的“火把”跑在前面，后边跟着一群“士兵”，跑过每一条街巷。如遇到另一队跑街的人，两支队伍在狭窄的街巷里混乱穿行，每个孩子都发出嘹亮的呼喊声，在漆黑的夜色里直冲天宇，整个村子都听得到那欢快的叫喊。山村的路崎岖不平，但孩子们仿佛脚下生眼，从不会摔倒，就这样一直跑到深夜。
山里的孩子天生就是奔跑者，除夕夜的“跑街”是日常锻炼的结果。平日里，我和同龄的孩子们数不清多少次跑遍过四周每一道山梁、每一块田地和村子里的每一个角落，甚至跑进每一户人家。在文化生活单调的年代里，物质的贫乏反倒使孩子们得到了最自然、最单纯的快乐，这快乐简单、直接，却有着火热的温度。奔跑的结果不仅让每个孩子都获得了健康的体魄，而且——每个孩子都成了“费鞋”的高手！家做的布鞋上脚一周，很快就能露出大脚趾来。所以，每逢过年，棉裤、棉袄或许不是新的，但母亲一定会做一双新鞋给我。
除了除夕和大年初一祭神祭祖，孩子们还要完成一项重要的、但又乐此不疲的任务，那就是“照虫”。
“照虫”的时间在正月初八，要在晚上点着蜡烛进行——后来改成了打着手电筒——凑到墙边，看石头缝里是否会有小虫子被光吸引出来。据大人们说，能够照到生长在什么庄稼上的虫子，这年这种庄稼就会丰收。“照虫”的难度极大，现在看来这几乎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天寒地冻怎么会有活虫子出来？但是，时隔多年之后，我仍不能解释这其中的怪异现象：在灯光的照引下，真的有虫子从墙缝里钻出来！有时是棉花虫，有时是玉米虫，还可能有谷子里的小黑虫。乡下的孩子对于这些虫子并不陌生，每当照到，就大喊着进屋去汇报，得到大人几句夸奖之后，就蹦跳着再次去“照”，全然不顾冻得几乎拿不住蜡烛的手和快要流淌到嘴里的清涕。
祭神祭祖也罢，“照虫”也罢，故乡春节的习俗里暗藏着人对天地神明、自然万物和祖先们的敬畏——那是中华民族古老农耕文明的礼仪和信仰，一直绵延至今。至少在我的家族里是这样。在简朴的仪式中，只要家里有男孩，成年男性从来都不参与其中。这其中隐含着远古时代人类种族繁衍的历史记忆：男孩子担负着延续家族的重任，让男孩祭神祭祖意在向神灵昭示家族的希望，这也是农耕时代人类文明更迭递进的秘密。
对于大人们来说，过年的娱乐并不多。在一个当时只有几百人的小山村里，诸如踩高跷、唱大戏、舞狮子等庆祝新年的活动，一概不曾有过，大人们最爱做的事是聚集在一起闲聊，好像要将积存了一年的话在这几天倾诉完。三五结伙到房屋宽大且又热情好客的人家——家家的土炕都烧得温热，坐在炕沿上或者干脆脱鞋上炕。那恐怕是世间最温暖的“龙门阵”，聊天的内容从家长里短到国家大事，真可谓天南地北、海阔天空；而且，无论多晚，主人都不会催你离开，主家的人困了，甚至就歪躺在靠墙的一侧，一任“客人”聊到午夜，是谓“熬三十”。而大年初一聊天的地方则改在了街头，一条纵贯南北的大街两旁站满了人，个个穿着崭新的衣服，寻找自己合适的对象谈天说地。
离开家乡后，每年过年我都会返乡去探望长辈，眼见得习俗渐渐生了变化。
电视刚流行时，人们吃过年夜饭就到有电视的人家“熬三十”，直到电视里没了节目。后来家家有了电视，这种场景便不见了，大年初一街头聊天的人也少了许多。这几年，在外打工的男人们回乡，过年就凑在某家喝酒聊天。夜晚有中年妇女在街头跳广场舞，又有几位老太太不知道从哪里学会了“打霸王鞭”，组织一个小队伍在街头健身，白天也舞上街头，引得走街串巷的人聚拢在一起看她们表演，倒是一种新的乐趣。但那些曾经满街像风一样奔跑的孩子们却不见了身影，想来是在家里上网或打游戏，以至于村东和村西的同龄孩子都互不认识，夜晚也一定不会再有那满街欢快的呼喊了。
今天，城市的霓虹灯彻夜不熄，乡村的红灯笼越来越稀少，那头叫“年”的怪兽想必是不会再来了。奶奶遗下的过年的“规矩”已无用武之地，而那些隔着篱笆、在灯影里拜年的人们，又去了哪里呢？
“讲规矩”的奶奶病故后，她也成了“家亲帖”上可以享用供奉的人，但她的规矩却留了下来。
这几年每到入冬，我都会把母亲接到城里，一直住到春暖花开。故乡老屋里那张“家亲帖”，我早已忘记是哪年除夕换上去的了，只在送母亲回去时，扫一扫上面的尘土。在城里过年，灶神像、“家亲帖”都无处安放了，但母亲却不肯忽略过年的仪式。只不过，为母亲充当助手的人换成了她的孙子。我看得出，戴了高度近视眼镜的高中生并不情愿，但碍于奶奶的命令，不得不端一碗饺子伸到窗外，还用家乡话喊一声：“老天爷，吃供享来，过年了！”
我曾对母亲说，到城里了，过年省了那些仪式吧，神灵和祖宗们未必能找得到城里的家！但母亲一脸不悦，她说过去过年不是给人“过”的，主要是给自然万物过的，切不可忘了神灵和祖宗。是啊！当年奶奶教我供奉的老天爷，不是连一张画像都没有吗？于是我再也不提这事，每到过年，吃饭前的礼节仍然是奶奶留下的老规矩，而孩子也渐渐适应了在奶奶的指挥下充当“主祭”的角色。
在城市里生活了25个年头，除了像这些仅存的“规矩”，我早已不知城里的“年”和我深藏在记忆里的“年”还有什么关系。
我还记得分配到城里工作后过的第一个年。年关岁末，单位领导组织单位全体员工包饺子，还从家里搬煤气罐来煮。虽然那天并不是过年的日子，但我第一次体会了不一样的年意。从那之后，我学会了城里人的过年方式。我进而知道，城里人将过年当作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契机。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也渐渐感受到了城里过年的味道。
以前过年，我会当面或在电话里说“过年好”。这几年我顺应潮流，连打电话也省略了，只用短信或微信拜年。面对面的温情已被冰冷的屏幕取代，这哪里如乡下不说一句祝福语但彻夜不眠的“龙门阵”来得真切而酣畅淋漓？尽管超市里人流涌动，春运火车票火热抢手，但古老的春节正在渐渐失去它曾经的味道。除夕之夜和大年初一走在空荡荡的街头，丝毫体会不到过年的热闹，甚至连家门口的对联也是商家印刷赠送的广告招贴，同一内容和字体格式，丝毫没有文化意味。
母亲始终不习惯在城市里过年，但又无可奈何。知道老人家怀旧，除了全家一起吃团圆饭，我们过年为母亲带来的唯一快乐，就是全家人陪着她闲聊，回忆过去的时光。儿子再没有我从前在乡下过年的福了，没有伙伴去“疯跑”，更不知“照虫”为何物，甚至连奶奶给压岁钱时也提不起兴趣。他宁可对着电脑屏幕发呆，就这样窝在斗室里百无聊赖地把大年一点点耗过去。
过去“年”是一种怪兽，乡下人以“过年”来告慰已逝的祖先，祈求神明保佑五谷丰登、生活幸福。离乡多年，我仍然觉得那简朴的祭礼、神秘的禁忌、穿梭往来拜年的街坊邻居以及孩子们奔跑的身影和震天的欢呼，才是真正的“年味”。
今天，城市的霓虹灯彻夜不熄，乡村的红灯笼越来越稀少，那头叫“年”的怪兽不会再来了。奶奶遗下的过年的“规矩”已无用武之地，而那些隔着篱笆、在灯影里拜年的人们，又去了哪里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