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静
《回乡》是何玉茹的短篇小说，名字确实很容易让读者落入“乡愁乡情”的阅读期待。然而实际上，主人公“我”和老杨只是在一次郊游中，从去时一路的无聊、压抑、忍耐、指责，变成归途时的自然温馨与和谐，其中奥秘尽在“万庄”。
小说中的万庄称不上是一个自然状态下的“乡”，充其量是个农家乐、采摘园，是个还按照“集体化”“大锅饭”管理的“历史乡村标本”。在老杨多次软磨硬泡下，“我”极不情愿地随他去万庄采摘，一路上两人不停地发出毫无意义、令人厌烦的唠叨。“我”不断发泄对老杨的不满并蔓延到人身攻击。而不吱声、不回嘴的老杨并没有让“我”平息怒气，因为他“不吱声就意味着你说的是废话”。被大货车小轿车左右夹击时，老杨完全不顾“我”的感受，时不时蹦出几句脏话。这样一种既非剑拔弩张又不是二元对立，既吵得轰轰烈烈又过得安安稳稳的状态，就是“我”和老杨的生活常态，也是当下很多家庭、很多夫妻的典型状态：虽生活稳定，但是“只顾了当下的日子”，焦虑、懒怠、无精打采和缺乏激情，既不会翻脸、不会打架，更不会分手、不会离婚。因为这其中的质疑、反驳、不屑和无奈，丝毫不影响夫妻二人的了解和把握，他们接受着生活对他们的磨损，同时也在相互消磨。因此，《回乡》不是写故事，而是写状态，作者写中年夫妇的庸常状态，平坦有味，用笔老辣。
从回乡路上的冷漠对峙，到碰上了“放歇”汉子时“我”主动搭讪的热情，再到梨园里“我”与老杨情不自禁地约定下辈子，人的情感状态在万庄——一个并非故乡的地方发生了反转。这就否定了以往文学作品在阐释故乡意义时的过分主观，不再任由故乡每次都戴上“乡愁”面具。“我”在故乡受到的生产队长的刁难以及母亲承受的集体围攻的羞辱，使“我”与故乡的关系并不那么亲密，故乡成为一种伤痕记忆。“我”并没有回乡，除了无乡可回——“梨园早没了，岂止梨园，村子都没了，变成一片高楼大厦了”，“我”也不想回乡，因为“我从小就在那样的村庄长大的，长到三十岁才跳出火坑嫁给城市里长大的他”，对万庄这样像故乡的所在没有丝毫兴趣，故乡也就不可能成为“我”对现状不满意时的一个灵魂归宿。
走在万庄，“我”一次次打捞出年轻时和老杨甜蜜的恋爱时光，棉花地里爽朗的女人笑声，老杨记忆中“我”嘴里的清甜梨味，甚至“我”还惋惜起我们丢了的爱情书信。因此，万庄是一个时空催化，此时此刻是李庄、张庄都没有关系，只要它还有乡村的特点，还没有盖遍高楼，还没有变成空心，还能遇见“放歇”汉子和看菜园的大姐就行。他们的精神世界终于在触景生情中得到升华，回城时老杨没再骂一句脏话，“我”也觉得老杨开车和谐又流畅，焦虑不安的灵魂仿佛得到了慰藉，一下子安宁了。这时，回头看小说开篇那长长的铺垫，感受那深入岁月肌理的细碎质感，来时路上那不断爆发的争端已然烟消云散。
这也再次印证了作者本意并不在“乡”或者“非乡”，而是关注被日常生活逐渐磨损的、精神状态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们，关注他们不理想却稳定的生活状态，关注他们无意识甚至是抗拒改善的精神纹理。这样一来，平稳与力道，平淡与深邃相互映照，支撑起了《回乡》在主题上的张力，体现出作者对生活的理性观照和智慧表达。
好的叙述都是圈套。然而，作家的套路还远远没有结束。这是一个完美结局吗？易卜生《玩偶之家》中娜拉为了自由而出走，鲁迅先生写了那篇犀利的《娜拉走后怎样》。为了自由出走，之后一定能收获真正的自由——有尊严而又不窘迫的自由吗？当“我”和老杨哼着小曲回程，并不再为城里的堵车加塞而烦闷“路怒”的时候，从明天开始他们对从前那些无聊、消极、负面、压抑的状态是否已经免疫了呢？万庄唤起的和谐与美好是否会逐渐衰减，最后又回到了来时的样子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生活对人的磨损是不会停止的。那么，当下一轮危机到达的时候，郊区农家乐还是灵丹妙药吗？如果不是了，那人们又该怎样去修复心灵的磨损呢？
是的，《回乡》悬念在最后，当你感觉大获全胜班师回朝的时候，一个新的循环开始了，一个新的疑问形成了。作家抛出的看似是一个轻松的游戏，其实却是个永恒的话题。作家举重若轻，表面写回“乡”，却探触城市人的精神世界；语言平淡质朴，却刀刀画画刻出生活的质感；情节寡淡风格沉稳，却暗藏汹涌，充满着人生自我更新的探讨和质疑。
